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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台湾贫富问题:从《扭转贫富不均》谈起

时间:2020-08-05  作者:

解读台湾贫富问题:从《扭转贫富不均》谈起

解读台湾贫富问题:从《扭转贫富不均》谈起

《扭转贫富不均》导读

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薛承泰

主计总处公布我国所得分配时间约在每年9月,近两三年来每当公布后不久,即有媒体报导我国有160万个家庭入不敷出,有些则直接说这160万户落入贫穷!整个台湾约800万户,真的有五分之一生活于入不敷出或落入贫穷吗?

首先我们必须澄清入不敷出并非等同于贫穷,白话一点说,「不够用」和「生活于贫困」当然不同!一位年薪千万的富豪,可能因为该年支出较多(如购置房地产)而超出其该年总所得,因此称他(她)该年为「入不敷出」或「负储蓄」,但这算是贫穷吗?然而,对于一位低所得者来说,就算是该年支出未超过所得而有了一点储蓄,难道就不会是贫穷吗?

问题来了,那什幺是「贫穷」(poverty)呢?世界银行曾提出每人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.25元为标準,全球约有12亿人口生活于「贫穷」範围内;这种「绝对贫穷」(absolute poverty)概念虽简便,却不适用于许多国家(包括我国)。事实上,大多数国家的「贫穷门槛」是取决于经济分布的一个适当位置,低于该门槛者才会被认定为贫穷(官方对贫穷的认定通常还会加上其他条件);因此,若要了解贫穷,需更广泛一点来问,一个社会的「不均」(inequality)该怎幺来看?

阿特金森这本《扭转贫富不均》便提供一个多元、具国际观且务实的看法,不仅可提供人们对于不均现象的认识,给决策者带来一些政策拟定的启发,也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大学教科书,特别是针对唸社会科学的人,因「不均」乃是社会科学的起始点。

全书分为三部分,首先诊断不均现象,其次,阿特金森提出建议,最后则讨论建议的可行性。简言之,这本书先教我们先认识「不均」现象,才能找出原因,接着提出改善方案,才不至于乱枪打鸟,病急乱投医!最后,他不像一般经济学者只是指点江山,他很务实的从行动者、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讨论,所提的意见究竟可不可行?

财富重分配才是不均的关键

有人会问,「不均」难道只看「所得」吗?其他非列入所得的「财富」(如不动产与资本利得)更可能是不均的来源。没错,阿特金森也特别提醒这点,认为现有不均的测量并未充分反映出实际的不均,例如自雇所得与房地产收入在许多的调查中涵盖率很低,而这类收入多半落在所得分配较高的人或户。这种情况,台湾也不例外。

《经济学人》2014年曾报导,美国最有钱1%人口的所得从1970年代占全国9%增加到22%。彼得‧圣吉在2012年《必要的革命》一书中,也指出全球前两百大富豪财富等于最穷25亿人口年收入总和。根据《远见》杂誌2015年3月的报导,国内前四十大富豪2012年资产总计达844.5亿美元,占我国国富毛额的13.5%。因此如阿特金森所说,不均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关键议题,于是他在第一章就对家户总所得做了仔细的分析与讨论,这是理解不均的重要一环。

阿特金森进一步从历史资料观察,并认为劳动所得在不同职业与阶级上呈现不同趋势。职位高者所得增加相对较快,是不均的重要来源,于是他认为需要在产业内设定所得倍数範围,一方面将低薪者往上顶给予最低薪资保障,另一方面对高薪者从税制中建立再分配机制(建议边际税率可达65%)。他也同意,皮凯提在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》中提到,资本报酬率在近年来快速增长,并超过经济成长率,因此导致贫富不均的扩大。

二十一世纪劳动市场—世代不公、社会福利与非典型工作

阿特金森有别于一般经济学者,不只强调生产力,更对分配与不均有更多着墨,他并尝试提出具体可行改善措施。在十五项具体建议当中,虽然是以英国为基础,他却试图应用到欧盟各国。他观察到近二十年来所得底层的停滞,加上落入贫穷者许多仍拥有工作,亦即工作贫穷(working poor),发现问题癥结在于缺乏稳定的工作与薪资的最低保障。虽然全球化导致市场力量更为强大,他认为仍有制衡的可能,并由此建立机制来降低不均(不论是机会不均或是结果不均)。他根据实证资料指出,二战后到1980年代间,贫富差距维持在相对较低的範围,可见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二者关係并非绝对。因此他认为政府不能只想创造最大就业量,而应想办法把非自愿性失业降到最低,并同时注意二十一世纪劳动市场的新特质。

不均的发生可以在世代内,也会在世代间产生。如果只是发生在世代内,也就是个人凭藉来自遗传的天分,自己的打拼,以及难以解释的机运,而有不同成就与收穫,这样的不均还不至于被其他人所憎恨(阿特金森所说的竞争性不平等)。可是,当前社会许多的不均是发生在起跑点的不公(阿特金森所说的非竞争性不平等),这通常来自于环境(家庭背景、社会结构、国家资源等)与世代间的移转;人们对不均现象感到无力感,通常是来自于世代间不公平的移转!因为透过自身的努力竞争,未必能超越结构性的不公。

例如,有钱人家居住在好地段,子女从小衣食无缺,有机会进入明星学校且一路升学顺畅,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,又可能因上一代的关係在职场上而有较好的机会与选择;接着,在婚姻配对上,因学历与职场的相似度产生「新门当户对」,这样组成的家庭,不仅延续上一代的优势,还可能加深贫富的差距。阿特金森对此主张,要针对遗产或赠与採收取累进资本终生税。换言之,一个人一辈子能获取遗产或赠与是透过累加,超过上限即课予重税,减少跨世代财富的累积;另一方面,他也建议所有人到成年时,都应得到一笔资本稟赋(capital endowment),这是拉平起跑点的一个办法。

至于如何透过社会福利,在下一代中减少不均?特别是儿童福利方面,他认为需要更积极投资,也支持普及式不排富的补贴措施,才能让有钱人觉得自己没有被排除,也会更乐意交更多的税,透过阿特金森所主张加强累进效果的所得税制,更可以发挥再分配效果。在「不抛下任何一个孩子(no child is left behind)原则下,他甚至建议应该在全欧实施统一的儿福补贴政策,让所有孩子拥有基本人生起点。

阿特金森并指出,二十一世纪劳动市场的特色是出现大量非典型工作(约聘、临时工作、零时契约);因此一个人的工作型态可能是多个工作的组合,导致失业与就业(有全职工作)间的界线逐渐模糊,而影响到目前社会保障的设计,以及改善不均的方法。在他眼中,市场中有许多不同的行动者(劳工、消费者、企业、政府、国际组织),这些行动者间的权力平衡影响市场结果;因此要降低不均,需要各方行动者以较为平等的方式进行协商,这不仅是在单一经济体中应当如此,在国际合作也应该如此。

兼顾理论与实务

在立论的方式上,阿特金森亦顾及理论与实务的双重面向。一般说来,对于经济学的批评或反驳,通常会透过实证资料来证明经济理论预期与实际情况不合,或是就经济学模型的预设加以反驳。这些常见方法都被阿特金森运用以强化本身的立论。除此之外,他更就理论来谈理论,先以理论预设的不切实际来反驳反对市场干预者的理论基础(柏瑞图效率,Pareto efficiency),接着透过薪资水準的模型来推论:市场可能造成的结果不只一个。由此,作者试图说明政府的干预并非必然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、公平与效率也非必然冲突。至于阿特金森的主张是否过于昂贵而难以落实?在书中,作者便透过税赋福利模型进行试算,以说明其主张的改革措施在政府财政面向上是可行的。

阿特金森的目标是要将当前逐步扩大的贫富不均程度,带回到1980年「贫富不均转折点」之前。同样的,台湾也曾在那个年代同时有高度经济成长率与较低的贫富不均,那样的「均富」,有什幺道理,在现在或未来几年做不到呢?

摘自《扭转贫富不均》

Photo:Nana B Agyei, CC Licensed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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